“地名”一詞最早見于戰國時代成書的《周禮·夏官》：“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見全注全譯叢書《周禮》中華書局2014年第1版第709頁）。這說明，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就有掌管地名的官員，對地名進行規范管理，說明中國對“名”的重視。所以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由此可見，“地名”二字本身就是中國地名與地名文化悠久歷史的鮮活見證。龍陵的地名是我們了解龍陵歷史、人文和社會經濟演變的珍貴資料。它涉及語言文化、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地理文化和鄉土文化等方面，蘊藏著大量文化基因和地理信息，是一座豐富的文化寶庫。

龍陵的歷史寫在大地上，銘刻在地名中。龍陵的地名就是龍陵的活化石。龍山河頭的燒炭坡遺址、勐糯大田壩的大花石遺址和碧寨船口壩遺址反映著龍陵早期的人類活動。龍江三臺山的諸葛亮城（即古城寺）是龍陵唯一一個在《新唐書》正史中出現的地名，反映了漢唐時期的軍防、交通和中外交往的歷史，是龍陵文明的先聲。龍山、龍江的土官寨；龍山核桃坪的卡佤王宮；賴土舍、帕土舍、崩龍寨、傈僳寨以及布滿各個角落的傣語地名則是明前各民族同居共榮的寫照。明洪武后勐淋改鎮安千戶所，大壩王姓從南京應天府背著“大壩”原地名的牌子來大壩立寨，真實反映了明初內地漢族大移民的真實情況。明時，漢族大量擁入，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改名”運動。于是漢語地名遍地開花，少數民族地名則逐步減少，以至成為其中的點綴。有清一朝開邊戍守，又形成了漢族的再一次大遷徙，地名中增加了關、卡、汛、塘、練等成員。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改土歸流，廢土舍，又發生一次“改名”運動，把一些土舍名改為漢語地名，把勐弄改為龍陵。龍陵地名被賦予了“多雨多山的地方”的漢語意義。在龍陵最能反映改土歸流變化的地名是平達的小禮山。

平達的小禮山，人們編了一個故事，說此山曾屬楊家管轄，因楊家有事，段家來做客，送了給楊家一匹馬做禮金；后來段家又有事，楊家將山做為小禮送給了段家。在這個故事中，“禮”為“禮物”之意。其實“禮”有6個義項，第一義即本義為祭祀（敬神或祭祀）。《儀禮·覲禮》說：“禮山川丘陵于四門外”（見《中華字海》第990頁）。小禮山的“禮山”即源于這句話。由此可知，小禮山的“禮”取其本義，而不是“禮物” 之義。平達為蔣土舍所轄。蔣之先人為契丹人。契丹人有“禮山”（祭祀山）的傳統（包括漢族在內的許多民族都有此習俗，但祭祀的形式不同。漢族通常在山神廟祭祀）。蔣家從施甸過江后立土舍即祭祀該山。該山即名“禮山”。

為何“禮山”前又加一個“小”字呢？這涉及中國社會關系中人際交往的一個習俗即“抑已揚人”的傳統美德。這種美德在民間稱為“客氣”。“小”為謙辭，如自稱“小弟”，稱自己的姓為“賤姓”，稱別人的姓為“貴姓”。為什么蔣土舍將自己祭祀的山謙稱為“小禮山”呢？由此引出平達改土歸流的一段歷史。蔣土舍頭人對內是一族之主，不有使用謙辭的必要，只有對外才用謙辭。這個“外”是誰呢？當然是清政府的流官。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改土歸流廢土舍。“禮山”是蔣土舍的傳統，既然土舍被廢，作為土舍重要祭祀的“禮山”也只得廢了。蔣土舍頭人只得對前來巡視、接收的流官交待：“這是在下祭祀的小山”。“小禮山”即此成名。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設平嘎伙頭后，蔣家跟漢族一樣用祠堂祭祀來代替“禮山”。因此，一個“小”字既勾出了平達改土歸流的歷史，也道出了“小禮山”起名時間，還表現了人們在人際交往中互相尊重的習俗。它的人文內涵遠比傳說的民間故事要寬廣和深刻得多。

清改土歸流后，尤其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龍陵設廳后，龍陵奠定了今天的人口、村寨分布格局。龍陵歷史在向前發展，地名也在與時俱變。有的逐漸沉淀下來，象星星一樣閃爍在天空中；有的逐漸演變著，朝著雅化、簡化的方向改變，成為一個新名；有的地名增加了新的內涵，如“松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地名，而是承載著抗戰精神的英雄地名；有的地名因村寨的變遷而消失；隨著社會進步和龍陵的開發建設，涌現了大量新的地名。因此我們說，龍陵地名是龍陵寶貴的文化遺產和幾千年文明的見證一點也不為過。

作者/趙秀龍